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实验经济研究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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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些高中生的故事
来源 :administrator 发布时间:2014-09-19 浏览775次

        跳出农门、奔向城市,是大多数农村孩子梦想的交集。但是,在美好的梦想与拮据的家庭经济现实之间,那些散落于广袤农村的高中贫困生,其生存状况到底怎样?


纳纳的“正常”生活

        一日三餐非面条即馒头,在学校舍不得花2元钱洗一次澡,春节才添一套新衣。

         陕西省延安市的一个建筑工地上,李纳纳的父亲正在混凝土搅拌机前忙着装运水泥。400公里外,周至县终南镇里,他的一双儿女正相依为命,艰难求学。16岁的李纳纳,家住周至县尚村镇梁家村。虽然已是周至县第三中学高二学生,但对于父亲打工所在的延安,她并不知道离家有多远,只知道大概在地图的某个位置,她更不清楚自己的未来,将和遥远的城市发生怎样的联系。她已经有大半年没见过父亲,维系彼此间亲情的纽带,只有一根穿越城乡阻隔的电话线。

        为了坚持念完高中,纳纳和她所有的同学一样,按照高中固有的节奏学习生活着。目的只有一个:通过努力,使自己的户口本上添加一个“非”字。在周至三中,纳纳的成绩在班上排在中等,但她非常珍惜这个难得的读书机会。每天早上6点,纳纳就早早地起床,背单词、记公式。科任老师说,课间,经常看到她一个人埋头看书。

        12岁那年,父母离婚,妈妈改嫁到附近的村里,从此纳纳就跟着爸爸和弟弟相依为命。为了负担姐弟俩上学,爸爸长年出外打工。每到春节,一家三口才能团圆。虽然学校离家有10多里,但为了节省开支,纳纳每个周末都要回家一次,自己做些馒头,带到学校吃。读小学的弟弟也住校,每两周回一趟家。碰上弟弟回家的那个周末,纳纳就会给弟弟做顿“丰盛”的饭菜,再帮弟弟清洗换下来的衣服。纳纳说:“爸爸挣钱很辛苦,也很少,往往一天只能挣二三十元,下雨时没活干,而我开学时学杂费、住宿费就得交1200元,要是顿顿在食堂吃,每月生活费至少得120元。所以,能省则省。弟弟小,正是长身体的时候,一般我不让他吃干馒头。”

        早餐,一个四毛钱的馒头;午餐,一份一块五毛钱的面条;晚餐,一碗两毛钱的稀饭和两个小馒头。纳纳的食谱几乎每天相同。到达周至三中时,正赶上学生吃午饭,记者看到,在足有3个篮球场大小的食堂里,除了学生排队买饭时黑压压的人群,只有一排卖饭菜的水泥墩,没有饭桌。打完饭菜的学生,把饭菜搁在水泥地上,三五成群地围成一圈,或者蹲着,或者干脆坐在地上,有说有笑地吃着。

        “这些孩子家里条件都不好,吃饭就是为了填饱肚子,谈不上营养。”食堂伙夫说,食堂最贵的菜是每份1元,最便宜的是5毛,一般不做荤菜,即使做了,也很少有学生买。每天,稀饭、馒头和面条是卖得最快的,端上来,一般半小时就卖完了。

        在高中读了一年,能和同学们一起排队买饭,然后开开心心地围在一起吃饭,这对李纳纳来说,似乎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。她经常趁同学不注意,悄悄买碗稀饭,溜回宿舍独自就着从家里带来的馒头吃。这天中午,纳纳和平时一样,只买了碗稀饭,匆匆回了寝室。

        周至县地里800里秦川,大部分地区为平原,并不缺水。但是,对纳纳来说,水似乎成了她生活中的一种奢侈品。平时,在学校里,一个星期要是能洗一次头、一次热水澡,对纳纳来说,就是一件奢侈的事。学校所在的终南镇,虽然有很多澡堂,但洗一次就得花4元钱,这相当于她两天的生活费。即便在学校澡堂,每洗一次,也得花2元。纳纳从不舍得洗,而是等到周末回家,自己烧水痛痛快快地洗一回。

        16岁的姑娘,爱美。可是,纳纳把美装在心里。她说,除了吃饭花钱,自己几乎没有额外开支。每年春节,爸爸打工回来,就会带姐弟俩上街各买一套衣服。纳纳指着身上的深蓝色运动服说:“这就是去年春节爸爸给我买的。”熟悉纳纳的同学、老师都记得,除了夏天,纳纳几乎每天都穿着这套深蓝色的运动服。

        对于未来,纳纳面临着一道无法绕开的选择题。她说,要么熬过这3年,拼命考上大学,离开农村,去城市寻找自己想要的“大生活”;要么高考落榜后,和村里大多数同龄人一样,回到农村;或者跟着爸爸一起出外打工,然后嫁人生子。对于上大学,纳纳的最大疑虑不是能否考上大学,而是考上了,家里能否负担得起。所以,纳纳有时会产生放弃学习的念头。


文家的心事

        培养一个高中生,农村家庭每年至少要花4000元,学校虽有贫困生资助,但僧多粥少,偶尔评上一次难有下回。

        2009年暑假过后,周至三中学生文剑升入高三。这个暑假,她并不轻松,除了要帮父母分担家务,还不断担忧高中最后一年的学费、生活费。毕竟,高三这一年,开支将大大超过前两年。细心的母亲看出了文剑的心事,总是宽慰她:“熬过这一年,一切都会好起来!”实际上,文剑母亲心里也没底。文剑说,现在她每学期学杂费一般得交1200元,加上每天在校4元的最低生活费,每年家里在她身上至少得花4000元。为了给家里省钱,从高一开始,她每天只吃两顿饭,不吃早餐。

        4000元对于一个农村家庭来说,意味着什么?文剑的母亲给记者粗略算了一笔账:家里的两亩旱地,一般只种麦子和玉米,而这些只能勉强维持一家四口的口粮,不但没有节余,反而还得投入四五百元的肥料、农药钱。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,就是父亲在外打工每月挣的800元收入。刨去父亲在外的开销,每月能拿回家的,一般不超过500元。因此,母亲只要瞅着镇上哪条街道要种树,或修剪花草树枝,就总会动用各种关系把活儿接过来。但是,做这种短工一天最多挣20元,更多时候只能挣10元。运气好时,能连续干一个星期;若是运气不好,一个月都难得找到一天活。

        如果不计算爷爷奶奶辈的抚养问题,在陕西,文家这种典型的农村家庭——两个大人养两个小孩,生活应该不成问题。但是,根据文剑母亲的推算,除了文剑每年至少花4000元(不含添置衣物),上初二的儿子每年各类开销也至少有2000这样的情况下,文家基本处于欠债状态。文剑母亲最担心的,不是眼前,而是文剑考上大学后。即便在大学能申请到足够付清学费的国家助学贷款,但每月几百元生活费是家里必须提供的,而且那时儿子也将升入高中。

        “我有时候实在不敢去想这些。”文剑的母亲说。

        文剑是幸运的。2008年秋季开学,学校从国家高中生贫困补助中,资助了她800元。但今年还有没有,文剑不知道。在她的印象中,班上每学期受资助的同学往往不同,评上一次后,很难再有下次。

        周至三中负责学生资助工作的胡天峰老师介绍,在该校2300中,贫困生比例高达70%。其中,特困生约占30%。目前,常设性资助项目资助的学生,只占贫困生总数的15%。其他资助项目往往存在变数。比如,此前从没有过的彩票公益金项目,2008年资助过该校151名学生,每人1000元,该项目又杳无音信。在胡天峰的资助记录底本中,该校近两年的受助学生名单及金额都一一记录在案:西安市级贫困生项目,2008年资助36人,2009年71人,每人每年获资助800元。市级人才振兴计划,每个年级各资助6人,每人每年500元(因县级地方财政紧张,另外配套的500元始终未能到位)。国家下拨的贫困补助2008年资助74人,每人每年800元,去年增至124人次,各类资助项目资助贫困生约400人次,今年资助358人次。为了使资助项目覆盖更多贫困生,该校最后不得不在确保资助个别特别困难学生的前提下,采取轮流受助制。

        陕西柞水是一个地处秦岭深处的国家级贫困县。该县教育局学生资助中心主任姚德林透露,全县只有凤镇中学和柞水中学两所高中,自2007实施高中贫困生资助政策以来,全县每年只有约100名贫困生受到资助,每人资助金额每学年800元。2008年,虽是该县贫困生受助最多的一年,但也只有106人。同样,在该县,彩票公益金资助项目,除了去年资助过50名学生外,再无影踪。至于各类企业资助高中贫困生,在柞水县至今还无先例。

        “农村家庭培养一个大学生确实太艰难,但不送孩子读书,这些家庭也难以找到更好的出路,所以大多数家庭都是硬撑着,期待这份投入将来能有回报。”姚德林说,“在社会各种学生资助项目中,不仅企业奖、助学金很少关注中小学阶段,而且因目前高中贫困资助覆盖面较小,即便学生偶有几百元资助,相对于其家庭经济收入和教育投入而言,不过是杯水车薪,只能暂时缓解他们的困难,不足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。”实际上,近20年来,国内外企业、社会团体和民间机构在国内已设立了不少教育基金项目、扶贫基金、助困基金,以及奖、助学金。但让人费解的是,在种类繁多的各类扶困基金中,为何投向高中贫困生的资助项目少之又少?


欧阳紫一的选择

        卸下父母肩上的重担,去热情拥抱无法拒绝的打工诱惑,还是考上大学再逃离乡村故土,成了一些农村孩子不得不面对的人生选择。

        记者在西安见到了在高新区天会缘肥牛酒店当服务员的欧阳紫一。经过3个月的试用期,她已经顺利转正,月工资由800元增至900元。其实,按正常情况,2009年秋季,18岁的她本应与千百万高中毕业生一样,或进入大学学习,或高考失利后直接加入劳动力大军,或通过自考等方式继续学习。但是,一年前,这个成绩曾是班级前10名的女孩,迫于家庭困难,不得不中断高中学业进城打工。

        欧阳紫一的家在陕西省黄陵县一个偏远农村。从她记事起,3亩多山地就是一家人唯一的经济来源。务农的父母盼望家里有朝一日能出个大学生。一家人省吃俭用,好不容易将她送进高中。5年前,弟弟的降生虽然使这个家庭的负担进一步加重,但日子还能勉强为继。

        2008年5月,突如其来的噩运打破了这个家庭往日的平静:先是奶奶因病住院,举债6万多元。奶奶的病尚未治愈,母亲又患上了肝癌。无奈之下,父亲只好独自出外打工挣些现金,为母亲买药。去年9月高三开学时,欧阳紫一决定放弃学业,随村里人去西安打工,减轻家庭负担。听到女儿的决定,父亲蹲在门口,一根接一根地抽烟。

        辍学后,欧阳紫一随村里人来到西安火车站附近的绿岛宾馆,当了3个月服务员。工作是每天打扫几十间客房。工资不高,但对于刚刚走出校园的欧阳紫一而言,她十分满足。因为,宾馆除了管吃住外,每月还给她800元工资。领第一个月工资的当天,欧阳紫一就到邮局给妈妈寄了750元,自己只留了50元零花钱。2009年春节刚过,妈妈的病情恶化。为了多挣些钱,欧阳紫一离开了绿岛宾馆,应聘到西安高新区的天会缘肥牛酒店,每月能多挣100元。

         “即使家里硬着头皮送我上大学,也不知道将来会怎样。何况,家里现在根本没有条件。前些年,村里要是谁家有孩子考上大学,不仅会大摆宴席,而且还会放电影,有的人家一连放好几天。现在,村里人变了:谁家有孩子考上大学,没有人羡慕了,大家谈得最多的是,谁家的孩子在外打工挣钱多。”欧阳紫一说。

        欧阳紫一所在的村子,距西安200多公里,有1000多口人。村里许多年轻人读完初中就直接去西安打工,也有的随亲戚南下广东。村里人现在谈得比较多的是村头的佟家。佟家有两个孩子,一儿一女。7年前,儿子佟明初中毕业后,成绩不好,就去广东中山打工。5年前,女儿佟燕考上了西安一所大学,并读了一个当年很时髦的专业——国际贸易。那时的佟燕,成了村里的“明星”。许多父母只要教育孩子,一定会谈到佟燕,而且佟燕的父母就像村里的“教父”,谁家孩子学习不认真,总会向佟燕的父母“取经”。

        2008年,佟燕毕业后,满以为凭借自己所学的国际贸易专业,一定能在经济发达的广州找份不错的工作。可是,在广州找了一个半月,最终佟燕去了一家民营电器公司当业务员,每月底薪600元,管吃不管住。而且公司规定,如果每月没能完成4万元销售量,不仅没有业绩奖金,就连底薪也拿不到。2009年春节,佟燕回家过年。她明显感觉到在中山打工的哥哥,比她更受村里人欢迎。哥哥佟明不仅在中山一家水电安装公司当了部门负责人,而且每个月能挣2400多元。佟明回家的当天,村里好几户人家都托他把自家的孩子带出去打工。但是,前来串门的村民,几乎没人再与佟燕谈论孩子学习的事情。

        与此同时,佟燕的处境让父母在村里逐渐丧失了“教父”的威信。春节后,欧阳紫一隔壁家的孩子刚刚读到初三,父母就准备带他到福建打工。佟父知道后,上门劝说孩子要继续读书,考高中、上大学。可是,让佟父没想到的是,对方家长不但不听劝告,反而以佟燕大学毕业养不活自己为由反驳。

        “那天我正好在场,我看到佟燕父亲非常难受,脸通红的。”欧阳紫一说,“这两年,村里不少人家宁可让孩子出去打工,也不愿送孩子上高中,以后可能更少。”

        除了打工挣钱给妈妈治病,欧阳紫一还有自己的梦想——离开农村,永远呆在城里。所以,辍学后很长一段时间,她都为自己当初的决定后悔。尤其是累了一天躺在床上时,这种感觉就更加强烈。但她知道,家庭的实际情况迫使她不得不作出这样的选择。欧阳紫一说:“我不甘心一辈子就这样在城市漂着。回乡下吧,那里太穷,没有任何经济来源,我想通过自学,等将来有条件了,再去考大学,然后在城里找份体面工作,永远留在城里生活。”为此,现在每天忙完工作后,她都会抽空自学高中课程。

        城里人向往城外,城外的人向往城里。这种“围城”意识如今在不少高中贫困生中初显端倪。

        文剑说:“在农村,我体会到了经济拮据的切肤之痛。如果今年高考有幸考上大学,既是我实现城市生活梦想的第一步,也是改变目前家庭现状的最好办法。”

        其实,对于城市,18岁的文剑并没有什么概念,她去得最远的地方,不过是周至县城。但令人深思的是,这些远离城市的农村孩子,为何不约而同地向往陌生的城市,而对于他们祖祖辈辈生活的农村故土,怀着迅速逃离的期待?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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